零工经济是什么意思 零工经济的利与弊

近日，彭博社发布的一篇名为《从辞职到平躺，工人们都在选择退出》（From the Great Resignation to Lying Flat, Workers Are Opting Out）的文章指出，在中国、美国、日本、德国，年轻一代正在重新思考工作与生活的关系。

在中国千禧年一代为反抗“内卷”（Involution）而发起的“躺平”（Lying Flat）运动的同时，“大辞职”（The Great Resignation）现象也向全球蔓延。根据彭博商业周刊近日消息，仅在今年4月至9月期间，全美就有超过2,400万人辞职。

除了美国，德国、日本和其他经济发达的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微软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近一半的员工都在考虑辞职。咨询公司Qualtrics International Inc.进行的一项全球调查发现，约40%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受访者称，如果被要求回到办公室全职工作，他们会辞职，这一比例高于其他任何一代人。

彭博商业周刊将这种现象归咎于疫情、停滞的收入以及高昂的生活成本，并对中国的“躺平”文化做出类似解释：“在许多大城市，生活成本的上涨超过了工资的增长。”

在中国，年轻人贯彻“平躺”的方式不只一种。除了实行字面意义的“平躺”，他们还通过不结婚、不生孩子、不买房、不买车、拒绝加班或工作的生活方式来诠释它。

据《华盛顿邮报》称，有些人将他们与美国上世纪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以及美国和西欧60年代兴起的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 ——后来成为90年代的懒汉一代（Slacker Generation），相提并论。另一些人则称他们的行为是一种“非暴力抵抗”，或从“消费主义中意识形态解放（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from Consumerism）”。

中国的一些年轻人认为，“平躺”未必代表着彻底不工作。按照自己的节奏选择“自由职业”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与之相呼应的是，在西方，人们看待工作的角度出现了变化，Qualtrics体验咨询服务主管Benjamin Granger表示，“他们为“自我实现”、而不是为“薪水”而工作”。Statista的一项调查表明，2021年，美国有77%的自由职业者表示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只有1%的自由职业者表示对工作非常不满。

人们对工作与生活关系的审视给“零工经济”（The Gig Economy）创造了市场机遇。

“后疫情时代的赢家”： 自由职业在线集市平台

今年5月，法国自由职业平台（Freelancer Marketplace）Malt 获得9700万美元C轮融资。Goldman Sachs Growth Equity和Eurazeo参与了该轮融资，并为其给出了4亿欧元（约合4.89亿美元）的估值。截至目前，该公司总共筹得1.341亿美元。

具有电商创业经历的Vincent Huguet，与自由开发者（Freelance Developer）兼Lateral Thoughts技术社区的创始人Hugo Lassiège于2012年相遇，并于次年在巴黎创立了Malt，现分别出任该公司CEO和CTO。Huguet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轮融资部分资金将用于Malt在欧洲市场的业务扩张，未来将进军美国市场。目前，公司在法国、德国和西班牙都有业务，下一步将扩展至比荷卢经济联盟（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英国和意大利。据称，Eurazeo在欧洲市场的深度网络将有利于公司在该区域市场的扩张。

作为旨在连接自由职业者与企业的线上集市平台，该公司B端用户（即雇主）包括联合利华（Unilever）、汉莎航空（Lufthansa）、博世（Bosch）、BlaBlaCar、欧莱雅（L’Oréal）和安联（Allianz）等公司，C端用户（即自由职业者）包括开发人员、数据科学家、设计师、项目经理等。

在“零工经济”领域，从叫车平台的出租车司机到外卖平台的送餐小哥，“自由职业者”覆盖范围广泛。而Malt关注的是具有较高技术技能、基于项目工作（project-based work）的人群，“因为对于雇主来说，寻找这类人才往往是个难题。这群自由职业者收取每天几百美元的费用，他们的雇主将是中型或者大型的企业”，Huguet表示。

事实上，欧洲零工经济市场的数字化进程并不领先。早在2019年，来自以色列、面向全球自由职业者的在线集市Fiverr已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该平台发布的需求往往是一次性小型工作或临时工作，其重点在于寻找廉价的投标人。与Fiverr不同的是，雇主在使用Malt时更像基于项目招聘员工，“你不需要发布特定的任务，招聘花费的时间可能为三周，也可能长达三个月”，Huguet进一步解释。

疫情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形态、使得远程办公得到普及，还致使企业难以制定远期计划、只能将重心转移至短期和中期计划。这些企业比以往更需要基于项目的咨询，而这正是Malt提供的服务。另一方面，疫情使得此前寻找全职工作的人转向自由职业市场。Huguet甚至将公司称为“后疫情时代的赢家”。

与此同时，专业招聘巨头LinkedIn在今年早些时候也加入了赛道，推出了名为Linkedin Profinder的自由职业者在线集市，虽然其“古典招聘”的行业经验在“自由职业市场匹配”领域未必占据优势，但是LinkedIn巨大的用户基数和资金规模或许能弥补其在技术上的不足。

“躺平”现象由来已久

Statista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有5900万人全职从事自由职业，较2019年增加了22%。美国自由职业集市平台Upwork在名为《Freelance Forward》的年度报告中称，这一数字占美国劳动力的三成以上（36%）。该报告还指出，目前需求最高的自由职业出现在计算机/数学、以及金融/商业运营行业。

从2020年美国自由职业者的年龄分布可以看出，这种工作形态在年轻一代中渗透率更高 ——Z世代在自由职业市场的参与度高达50%。

全球“倦怠”以及工作形态变迁并非完全受疫情驱使。早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便出现了拒绝15小时工作日办公室文化、选择从事零工工作的“飞特族”（Freeters）。2010年，“顿悟一代”（Satori Generation）诞生——受到日本佛教的启发，他们放弃了对物质的欲望。这一文化随后被反映在日本低迷的经济增长率以及人口出生率上。

与之相呼应的是，中国“躺平”运动的起源来自于对“996”、“过度竞争”的无声反抗。在此之前，一张清华大学学生一边骑车、一边用笔记本电脑学习的照片在微博上受到病毒式传播。

来源：CGTN

而在西方，自由职业参与度的逐年提升或许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历程不无关系。

“工业主义”心态致使全球倦怠

早在1980年，Alvin Toffiler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指出，“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极大化、集权化”六大原则在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应用打破了“产消合一”的局面——第二次浪潮，即工业主义，将人们的生活劈成两半——生产和消费。雇佣程序和工厂作业过程中的“标准化”在教育制度中也能被看见：教育家设计出标准化的课程，以便让年轻人适应就业市场。除了知识本身，“大众教育”还输出“隐秘课程”，即“守时、服从，以及单调而重复的工作”。分工细化导致的专业化重复劳动加深了非人性化程度：亨利·福特（Henry Ford）曾在其自传中提到，“在7882个作业程序中，有670个作业程序可以由无腿的人完成，2637个可以由只有一条腿的人完成，2个可以由没有胳膊的人完成，715个可以由只有一条胳膊的人完成，10个可以由盲人完成。”交易的对象不再仅限于产品，劳动力、思想、艺术与灵魂都成为商品。人际关系被商业的自利行为腐化。

“工业心态轻视那些不可量化的东西。它经常赞美严格的规律，惩罚想象力，使人类沦为过于简单的原生质个体，希冀为任何问题都找出机械化的答案。”

无论从环境还是社会心理角度，“经济过热”都可能影响其可持续性。行业“内卷”已经积聚多年，疫情只是全球倦怠现象的催化剂。而致使“全球躺平”的“内卷”现象的根源正是这样一种工业心态。今天，这种文化在教育和工作中仍然无处不在。William Deresiewicz在《优秀的绵羊》一书提到，“当那层不可一世的自信和完美无缺的光鲜外表被剥离之后，你会惊讶地发现，这群年轻人身上寄居着令人窒息的恐惧、焦虑、失落、无助、空虚和孤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这群学生根本不会自愈。”美国一所大学的校长表示，年轻一代似乎“被一场抑郁的流行病所包围”。

然而，工业文明正在遭受“第三次浪潮”的攻击。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这股力量开始在美国蓄积势力，随后登陆包括英国、法国、瑞典、德国、苏联和日本在内的其他工业国家。新文明将超越“标准化、同步化、集中化”，它将弥补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裂痕，多样化和人性化将替代过去的“整齐划一”。“工作不如以往那么单调。弹性工作时间和自订计划取代了以往划一的行为规律”，Toffiler如此形容新文明中的成员，“他们比长辈更难接受权威。他们不会只为金钱而工作。他们渴求生活的平衡 — 工作与游戏、生产与产消合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抽象与具体、客观与主观等各方面的平衡。

从日本的“顿悟一代”、中国的“躺平”青年，到西方的自由职业者，年轻一代对将人“物化”的“过度竞争”现象的反抗、以及对“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的重视，都是“第三次浪潮”的佐证。

另一方面，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在其著名的“需求层次”（Hierarchy of Needs）中将人类的需求按照优先级进行排序。在基本需求未被满足之前，人类很难跨越层级追求更高层级的需求，而全球年轻一代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过去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持续忍受着工业主义、而现在却不愿意忍受，以及为什么第三次浪潮在发达经济体发展迅速、而在经济发展滞缓的国家却进展甚微。

比起较早经历工业革命的西方，中国或许仍然处于“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的集中化阶段，换言之，这类商业模式的成功建立在劳动力持续集中的前提之下，而这种趋势并不会持续太久——“躺平”文化的出现和自由职业参与者的增多可能预示着，中国的劳动力也可能将从集中走向分散。

零工经济的潜在弊端

工作形态的变迁是大势所趋，但是自由职业在线集市平台在助力人们更好的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同时，也可能被企业加以利用而致使工人社会保障体系日渐薄弱。Google的“影子工人”（Shadow Worker）现象便是前车之鉴：临时工和合同工的收入更少，福利计划不同。而这种做法在硅谷很常见。据OnContracting估计，在大多数技术公司，临时劳动力占员工总数的40%到50%。此外，避免雇佣全职员工可以帮助科技公司每年在每个劳动力身上节省10万美元。在中国，大型互联网企业应用“人力外包”策略以降低运营成本的现象已经普及。

为了保障零工经济下的工人福利，今年2月，英国一家法院裁定一家叫车平台的司机有权享受带薪假期、最低工资和养老金等福利；4月，美国劳工部长Marty Walsh建议将零工工人归为雇员。这些政策或将导致此前利用零工经济压缩成本的叫车平台、送餐平台以及假日租赁平台面临市值缩水。事实上，根据路透社消息，Walsh的发言致使大型零工经济企业损失了数十亿美元：优步的股价下跌了8%，Lyft的股价下跌了12%，而Doordash的股价则下跌近9%。

拥抱变化

年轻一代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巨大。允许“弹性”工作的在线集市平台可以为拒绝传统全职工作的人群提供其他选择。据Fiverr估计，2020年，美国自由职业者收入总计达2340亿美元。在中国，企业对工作形态变迁的接受、以及自由职业在线集市的广泛应用，或许能够提振劳动参与率。即使只有一小部分不活跃的“躺平”青年选择从事自由职业，其经济影响也将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