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政信两字是「政信合作」的缩写,也就是政府和信托公司的合作。
政信业务中,一般是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机构,为了筹集资金搞基建、民生,才设立了「地方融资平台」。
从形式上说,地方融资平台本质是一个国有企业,而不是政府或者政府的一个部门。
但多年来却一直背负着「政府信仰」,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地方政府承担的责任大,但资金少,若没有这些融资平台存在,地方的发展恐怕会陷入停滞。融资平台虽然挂着企业的名,却肩负着政府的职责。
但是,所谓政信项目的「政府信仰」,那是指以前的政信项目,不要说发生的坏账风险,甚至连违约的风险都很小。
不过最近几年,随着债券市场不断打破刚兑,也开始出现少量零星的政信类地方债违约。媒体一般报道这类事件时,就扣上了政信「踩雷」的帽子。
政信融资平台是否存在系统性风险?左哥的结论是:基本上不存在。
第一,最重要的一点,地方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基建、民生、教育等的重要支撑。中央及地方维持融资平台债务稳定,是维持地方政府稳定运转的必要条件。
第二,从政府杠杆率看
(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较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政府含隐性债务
(也就是包括融资平台债务在内)
的杠杆率,不算高。
第三,中央和地方政府持有大量优质资产。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很多都是严重资不抵债,而中国政府的资产大于负债,大概有 30-40 万亿的净资产。
第四,中国有很强的债务化解能力,中国的金融机构控制权,大致一半在中央,一半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债务基本为内债,且央行受国务院领导。
第一,之前违约的政信项目,当地政府都会明确给出还款方案。
最近几年,就左哥听说的政信项目延期的案例,大概都有十多个。这些项目,我搜索了下后续发展,大部分是在半年内连本带息全部解决掉了。
就连最让市场担心的贵州省,也在一年内给投资人兑付了 80% 的本金,这要比现在 P2P 行业的兑付清盘有良心的多。
可能很多人会说,知道某些地方政府跟普通民企打交道,有拖欠账款的毛病。可是没有哪个政府敢和正规金融机构这么搞。
真把金融机构逼急了,先请媒体记者一报道,再把融资方和担保方起诉到法院,不管官司输赢,这个地区的名声一定是臭了,再也很难通过金融机构募资了。
哪个地方政府不是在举债发展,信用一旦破产,基本就没得玩了。
对此,想必贵州省的政府应该深有体会。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政信项目的违约成本高。不仅
还会影响招商引资工作
(谁也不愿意和不讲信用的政府打交道)
,没人去投资,还怎么发展经济。
经济不好,后面就会衍生出一堆的问题,比如就业问题、人口流失问题、养老金不够等等,这些都是违约成本。
第二、中央大力支持各地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满足当地的发展所需。
有的投资人做项目喜欢看融资方的财报数据,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当地政府的财政实力和负债率等信息。
真的,因为这些城投公司的信用是和当地政府信用绑定在一起的,如果这些公司违约,媒体会直接把矛头指向当地政府,不会提是哪个城投公司。
到这儿,左哥给大家说明一点,政信项目违约成本太高,市场化的路走不通,无论如何,融资方都得还钱。
投资人清楚这一点之后,肯定更乐意通过政信信托、政信债等方式把钱借给融资政府了,因为安全度一样,收益更高嘛!
过去,直接认购政信债的投资人主要是金融机构,比如银行、保险公司、券商,这里面银行占比最高,将近 85%。
现在,多地开始尝试地方政府债券柜台发售,也就说咱们个人投资者可以像买国债一样去银行柜台买政府债了。
因为地方政府除了有征税权外,还有收「土地出让金」等开源方式,这都是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啊!
还债需要钱,「钱」的部分我们要关心两点:
一是谁来印
(即央行由谁控制)
?二是谁来花
(即金融机构由谁控制)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写道:
「......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
也就是说,中国印钞权牢牢把握在中央政府手中。
中国金融机构的实控权,一半以上通过财政部和央企攥在中央政府手里;少一半则在地方政府手里。
即使有极少数的民营金融机构,也在一行两会的监管框架体系内。
也就是说,
负责花钱的金融机构们,几乎全部受政府控制。那么钱给谁自然也就是政府说的算了。
所以,政府可以自己印钱自己花
(当然这是极端情况下的假设)
,那何必去违约呢?
2019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等中央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防范化解融资平台公司到期存量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并组织各省级政府及金融机构进行学习研讨。
根据文件精神,金融机构可以新增贷款,置换政府融资平台的隐性地方政府债务。
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上文内容,这里左哥举几个国开行的现实案例:
2018 年 12 月,山西交控的债务化解方案中,国开行牵头的 7 家银行提供了 2607 亿的贷款,对存量债务进行结构性合理化重组,将短期和中长期债务统一延长至 20-25 年,从而缓解近几年集中到期的流动性波动。
2019 年 2 月,国开行与镇江市合作推进隐性债务化解方案的试点工作,由国开行提供化解地方隐性债务专项贷款,利率在基准左右,主要用于置换纳入镇江市隐性债务中的高成本非标,以降低成本。
2019 年 3 月,媒体报道国开行正在努力解决湘潭市地方债务危机的问题。同时,除了镇江,湖南、湖北、宁夏等省份的部分地区也在与国开行当地分行讨论短期变长期、高息变低息的债务置换计划。
综合来看,地方政府债务不存在系统性风险,即政信业务不存在系统性风险,是可以配置的大类资产。
不过,即便是违约的概率较小,我们也尽量避开 GDP 相对靠后的省份政信项目,优先从 GDP 前 5 的省份里去挑选优质政信项目。
左哥最近科普的几篇文章解决政信投资是否可以作为资产配置的问题后,仍有两个问题函待解决:
1. 配置时机的问题:先阶段对政信投资是应该多配置还是少配置?
2. 微观风险的问题:如何在大类资产中挑选适合自己的政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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